西藏吉汝村中印边境第一村

最近，印度边防军越界侵入我国西藏的洞朗地区，而洞朗地区距西藏岗巴县岗巴镇的吉汝村仅百余公里。吉汝村地处中国、印度两国交界处，距离中印边境仅5公里，号称“中印边境第一村”。最近，本刊特约作者赵春江深入吉汝村，亲身感受到中印边境气氛的凝重，并带来了该村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……

在中国吉汝村有三个独具特色的地方
离中印边境最近的吉汝村，把自己深深地隐藏在一个山洼里，但事实上这个村庄并不偏僻。它距离岗巴县城只有13公里，位于从定结县城去往亚东的Z715线路南不到10公里处。在中国，吉汝村有三个独具特色的地方：一是距离中印（锡金邦）边境线仅5公里；二是这个小村常住人口只有96户，边境线长达30公里，坐望5座7000米级雪山。图中由左往右，雪山分别是：伦布加东、邱布岗庆、邱布亚庆、邱布亚琼、岗庆最昂；三是村子的形状，更是神秘，外观宛如“金刚杵”，不知是先人的有意为之，还是后天的巧合，至今没有人能说清楚。

我发现吉汝村很像一枚隐秘的“金刚杵”

最近，印度军队越界侵入我国西藏的洞朗地区（隶属于西藏日喀则市亚东县），导致中印边境成了国人关注的热点。就在距离洞朗地区约100公里的日喀则市岗巴县，有一个叫吉汝村的边境村，它距离中印边境线只有5公里，是中国离中印边境线最近的一个村庄。

今年6月和7月，我两次奔赴吉汝村，实地考察了这座极少出现在中国人视野中的神秘村庄。就连在如今资讯发达的网络上，也很少能搜索到吉汝村的有关报道。

雪山拱卫的吉汝村是一幅宁静的田园牧归图
夕阳衔山，牧人归家，雪山拱卫的吉汝村，幽静、圣洁、温馨而庄严，连羊儿都开始撒了欢儿地往家跑。

其实去往吉汝村的道路并不难行，从日喀则市江孜县到亚东县，再沿着嘎定线（即Z715线，日喀则市康马县嘎拉乡到定结县）一直往西，就到了岗巴县。而吉汝村就在嘎定线的南侧，离岗巴县城的直线距离也就十多公里。

到了吉汝村，我突然有了一个发现：从天空看，这个村庄特别像藏传佛教里的一件法器——金刚杵（在佛教密宗中，金刚杵象征所向无敌、无坚不摧，代表着驱邪镇妖）。我是借助飞行器从高空拍摄吉汝村时，才发现这个秘密的。我知道国家有规定，边境3.5公里之内，不允许无人机飞行，而这个村庄直线距离中印边境5公里，恰好在禁区之外。后来我爬上村后的神山，确信这座村庄的形状，恰似一枚金刚杵。

这座不被外界所知的村庄，隶属于岗巴县岗巴镇，就隐藏在喜马拉雅山脉中段的一个山谷里，村子面积很大，沿中印边境线绵延30公里，有7处通外山口。

吉汝村并不偏僻，却隐藏得如此之好。尽管在Z715线南侧就有它的路标，依然很容易被人忽略。究其原因，是岗巴高原把它笼罩了。

在西藏，有一种说法：“两巴一嘎，谁去谁傻”，意即日喀则市的岗巴县、萨嘎县、仲巴县是西藏海拔最高的三个县，环境非常恶劣，海拔高度甚至超过了阿里地区所在地狮泉河镇。

说到这里，岗巴和阿里还有一个缘分，那是1978年至1981年，孔繁森第一次援藏，在岗巴县担任了3年县委副书记，足迹踏遍了岗巴高原的山山水水，包括吉汝村。

在岗巴县工作期间，孔繁森十分重视边境国防建设，与时任解放军某部汽车排副排长的胜洪江成了好朋友。孔繁森结束援藏回山东时，特意绕道四川泸州，费尽周折才找到胜洪江的老家，看望退伍老兵，留下一段佳话。

隶属于西藏日喀则市岗巴县的吉汝村，平均海拔5050米，是西藏距离中印边境线最近的村庄。从地图上看，吉汝村就位于喜马拉雅山北坡的一个谷地里，它的东南侧，是亚东县的洞朗地区（目前印度侵入中国的领土，就是这一地区），直线距离只有100公里左右，而洞朗地区就像一把楔子，向前插入到印度和不丹的边境线，战略位置极为重要。

吉汝村旁建有“边境线五公里观景台”，是村民祈愿、喝茶、聊天、聚会的场所，也是外来人到此止步的界线。

吉汝村离洞朗地区直线距离不到100公里

应了中国一句古语，吉汝村是“村小势大”。我从江孜县到亚东县，沿着原S204线（现G562线），在嘎拉乡西行，行车约半小时，就到了亚东县与岗巴县交界的山口。往西望，5座海拔7000米以上雪山峰群逶迤西去，其中最高的一座雪山，顶部呈金字塔状，常被人误认为是珠穆朗玛峰或世界第三高峰干城章嘉峰。这一次，我有幸走近这5座山峰，近距离端详其样貌，这个近观的最佳位置，就是吉汝村。

位于吉汝村行政区划内的这5座山峰，最东端的那座山峰与洞朗山口直线距离不到100公里。从地图上看，吉汝村地理位置极为重要，它地处中国、印度（锡金邦）两国交界处，离不丹、尼泊尔两国也不远，与东南端的洞朗一样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

吉汝村的5座山峰，由西向东排列，那座疑似珠峰的三角形山峰，叫邱布亚琼，比邻东侧的叫邱布亚庆，其余几座分别是岗庆最昂、邱布岗庆、伦布加东。吉汝村老百姓喜欢把高的山叫“妈妈山”，矮一点的叫“儿子山”，反映了当地人对山峰的崇敬热爱。

如果你是从定结县由西向东行，沿着Z715线去往吉汝村，那么过了定结县琼孜乡，到了定结县与岗巴县交界的牧村，在东南方向，露出地平线的雪山宝顶，就是邱布亚庆、邱布亚琼雪山了。在这个位置，你也会看到吉汝村前的其他几座雪峰，这5座雪峰是西藏海拔最高、面积最大、生物多样性最齐全的定结湿地最东端的水源供养地，也是西藏最肥美、最出名的岗巴羊的出产地。

吉汝村的规划整洁有序，又有着典型的藏族民居风格
吉汝村的规划有序而不杂乱，规则而不单调，清静而不乏活力。牛犊在村里闲逛，三三两两的村民，说着话，聊着天，手中还有活计。

在吉汝村的地盘，中国没有丢失一寸领土

我到吉汝村的第3天，看到村民们突然向村部聚拢而来，平时空旷的房子，顿时连下个脚都局促了。

村长在主持会议，我听不明白他在说啥。村长的藏汉语转换程度不是很流利，也没有时间顾及我，我只能做一个看客了。

村长摘下自己的藏式帽子，将A4纸裁成一张张小纸条，分别写上藏文，然后叠好，放入帽兜，准备给村民抓阄。

渐渐地，我才明白，上级下达指示，登记征用良马数匹。

村里的好马至少有百十来匹，选出十匹八匹马并不是难事，村长为什么还如此颇费周章呢？原来，听到征用马匹的消息后，村民们踊跃响应，有马的人家争先恐后，没马的人家也要出钱出力。他们说，国家需要，还讲什么条件。

村长采取最古老的办法——抓阄，来决定征用谁家的马匹
政府需要在村里预备登记征用一部分马匹，村民踊跃响应，并召开村民大会来决定征用谁家的马匹。

由于村民马多而征用数额有限，供大于求，没有一个人打退堂鼓放弃这个机会，于是村长只有采取最古老的办法：抓阄。阄条就放在村长的帽子里，村民只能盼望村长的帽子能给自己施展一点魔法了。

抓到阄的马精神抖擞，人更是乐得合不拢嘴，随后村民和马都在村部门口集合，去参加民兵训练。

吉汝村第一书记普布索朗告诉我：“边境村，老百姓的觉悟高。”

我活了60岁，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现场，以前只是在电影中看到的场面，如今活生生地出现在眼前。

在民间，有一种说法是，吉汝村没有丢失过一寸国土，这还要从一百多年前说起。1890年，在印度加尔各答，大清帝国的代表和英属印度代表签署《中英会议藏印条约》，规定这一段的边界，东起不丹与中国交界的洞朗，西至中国与锡金交界处，以喜马拉雅山脉分水岭为界。此后的七八十年时间里，这一段边界是中国与锡金国的边界，毫无争议。1975年，锡金被印度吞并，但这一段边界因为早有历史约定，不再成为问题。

据吉汝村老辈人口口相传，1904年，英军入侵西藏的消息传到吉汝村，村中一批热血青壮年不待召唤，背上糌粑干粮，掖起短刀、吾尔朵（一种牧羊工具），骑马结队，主动奔赴康马、江孜抗英战场。

待战场上的硝烟散尽，吉汝村的男女老少在村后山口守望着，盼望着，一天天，一月月，一年年，日落月升，亲人们望眼欲穿，期待着出发的父亲、儿子、丈夫、兄弟的身影，出现在高山草原的地平线上。可是，时至今日，他们仍然没有回来。

在吉汝村的地盘，中国之所以没有丢失一寸领土，首先是因为有历史条约，还有一条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老百姓一直生活在边境前沿，世世代代，抵边放牧，使这里没有成为所谓的缓冲区、隔离区，别的国家找不到下手蚕食的机会。

吉汝村是岗巴羊放牧的核心区，牛羊成了18名大学生学费的来源
那曲虫草、岗巴羊、西藏神水，这是西藏“三绝”，吉汝村是岗巴羊放牧的核心区，这得益于边境一带的高海拔，地势辽阔苍茫，有冰川融水，环境洁净，还生长着优质的高山牧草。

图是吉汝村走出的高材生尼玛次仁，北京邮电大学大四学生，他就是靠父母放牧牛羊支撑了他每年一万六七千元的费用（国家补助除外）。每年放暑假回家，尼玛次仁就会帮助父母去放牧。吉汝村现在在高校的18名大学生，都以假期放牧来孝敬父母。

不到吉汝村，就感受不到边境气氛的凝重

我们长期处在和平环境下，特别是身处内地，对国防安全不太敏感。这次印度边防军越界侵入中国领土洞朗地区，距离吉汝村直线距离仅百余公里。如果不身临边境，就感受不到气氛的凝重。

在吉汝村，国防安全是每个村民的必修课，守在家里的，出去活动的，哪怕是不识字的人，都必须熟知这些，时刻牢记。

岗巴羊的羊毛是当地村民收入的重要来源
每年7月底，是高山牧场剪羊毛的季节，剪下来的羊毛要立即挽成团，以便于保管运输。

与此同时，在村里，妇女们把羊毛纺成线，留备家用，可以织垫子、氆氇、毯子、衣物，而更多的羊毛，则被外来的商人买走了。

剪羊毛时，往往全家老少齐上阵。不仅抓羊要麻利，而且剪毛还要手快。羊毛留茬高了，不出毛，影响收入；剪狠了，就把羊皮剪开了，羊要出血，影响新毛生长。这不仅是体力活，更是技术活。

村里的民兵排长嘎罗布是一位中年藏族汉子，长得人高马大，身材魁梧，能感到他脚步落地的力量，走路带着一股风，很像谍战片里的男一号，敏锐，机灵。二十年来，嘎罗布因为在边境边防工作中贡献突出，多次受到国家有关部门、西藏自治区、成都军区等表彰嘉奖，与胡锦涛、习近平总书记握过手。作为一名喜马拉雅深山里的牧民，能得到这么高的政治荣誉，嘎罗布理所当然地成了全村人的明星。

其实吉汝村的边民不好当。虽说中印边境的这一段在1890年就明确了边境线，但一直没有确界立碑，错综复杂的地理环境，又平添了许多不确定性。比如说，牛羊是不可能有国界概念的，牧民们要时刻看好自己的牲畜。即使村民没有越边境一步，印度兵还是会趁解放军巡逻还没有来或走远之机，时常越境，或向吉汝村牧民套取情报，或要卷烟，没有得逞就打骂、无理驱赶。这个时候，村民们就据理力争，寸步不让，维护国家尊严。

可以说，在吉汝村，人人是边民，个个是卫兵。如果你误入边境，又走到不允许游客去的区域，不要着急，很快就会有人过来给你指明道路；如果你不怀好意，不要侥幸，一会就有人过来，把你送到该去的地方。如果你是正常的游客，迎接你的，一定是亲切的招呼，热情的笑脸，浓香的酥油茶，热乎的饼子，还有口味纯正的酸奶和上等的风干牦牛肉干、羊肉干。

这里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夏牧场，培养出了优质的岗巴羊

当太阳靠近北回归线附近，夏季即将来临时，也是吉汝村牧民赶着羊群上山的季节了。

在吉汝村，至少有两个方面，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了。

妇女们是纺织羊毛的主要劳力，她们撑起了吉汝村的半边天
剪回家的羊毛，要铺开晾干，便于保存。

妇女们将织机搬到了高山牧场，就地加工纺织，除了家用，还有少部分可以出售。

这是本文摄影师赵春江深入吉汝村村民家里，为村民拍全家福（摄影／加布）。

一个是吉汝村的高山夏牧场，沿着中印30公里边境线，山脊线中国一侧，海拔都在4800米至5100米之间。世界上，有几处海拔在5000米的高山夏牧场呢？

这样的高山草甸，有点像内地初春泛绿的柳树梢头，“远看近却无”，它和新疆、内蒙古的“风吹草低见牛羊”的草原迥然不同。远远望去，不可能看见草，甚至是一片片砾石滩，不毛之地。走近了才发现，紧贴着地面，顽强生长着一种灰中泛绿、表面有一层保护膜的草。它们有点油性，极其坚韧，摸上去不是惯常草的柔软，而是有一种割手的锋利，不小心会被划伤；它们耐旱，对雨水似乎没有太多的奢求；它们耐寒，7、8月份是高原最暖和的季节，但晚上常常只有零下五六度，它们全身结了一层冰霜却冻不死，早晨太阳一出来，又是一派生机盎然。

当年我在穿越嘎玛沟、翻越夏古拉山口的时候，当地老村长次旺就告诉我这个常识：高山上看似没有草，牛羊却知道去找什么草。高山的草，牛羊吃一天，等于在河谷里吃茂盛的草两天，因为高山的草坚实、耐饿、营养丰富，河谷里的草发“虚”，不顶饥，吃完一会儿就消化拉出去了。

另一个，是岗巴羊的放养方式。我走遍了吉汝村在中印边境的8个夏牧点，全部是就地取材用石头砌成的房子，石块垒成的羊圈。人口多、设施齐全的夏牧点，锅灶炉子都有，就差没有接电视；简陋的夏牧点，就是一张氆氇铺在地上，堆三块石头烧水，够一个人睡觉的地方。

在8个夏牧点放牧的吉汝村民，是按照亲戚关系、传统关系、感情关系，自愿结成帮伙的，再根据入群羊的数量、路途的远近，决定每家每户或每个群体的值日轮流时间。

羊群的划分，也需要讲究科学。公羊，健康肥壮的羊，当年准备出栏的羊，要放在一起放养。公羊和母羊是不能在一起放养的，否则，它们淘起气来，既不长膘，也不利于健康。老弱病残的羊要放在一起养，给以特殊照顾，它们自己也不会互相嫌弃、欺负对方。

从6月到7月底，经过一个多月的高山牧养，成龄羊毛丰体壮，此时到了剪羊毛的季节。剪早了，毛不好，剪晚了，新毛不能赶在越冬前长齐。

当我们在热气腾腾的火锅里涮羊肉大快朵颐的时候，谁晓得养羊还有这么多门道。而那些在高山上放牧的牧羊人，每天跟着羊群要走几十公里，雨雪交加，风餐露宿，“卖盐的喝淡汤”，艰辛备至。

高山牧场的孩子，让我看到了一种极为另类的许愿方式

我无数次走过西藏、新疆、云贵川、内蒙古的高山牧场，但是吉汝村高山牧场里的孩子，让我平生第一次开了“眼”。

高山牧场上孩子们玩的游戏有一种城里孩子体验不到的纯真
孩子们以绳套捉老鼠，体现了他们的智慧，既是快乐的游戏，又为草原除害。

吉汝村第一书记普布索朗开着皮卡车，把我拉到中印边境上一个海拔5003米的夏牧点。一下车，一群孩子就把我围住了，“叔叔”、“叔叔”地一个劲叫着，不是拉我去家里喝酥油茶、酸奶，就是抢着和我玩游戏，他们好像很久都没有见到外来人了。

这些孩子中，有的爽朗，有的羞涩。其中有一位男孩和女孩，年龄比其他孩子大一点，是这群孩子里的头儿。“叔叔，我教你捉老鼠。”这位男孩拿了一条绳，挽了个套，按在老鼠洞口，然后牵着绳子的另一头，埋伏在附近，等待老鼠出洞，收绳。他们说，老鼠祸害草原，专吃草根，是牛羊的敌人，用这个办法，一个假期可以套住很多老鼠。

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捕鼠方法——绿色、环保，又是孩子们的游戏，乐在其中，还能保护生态。

那个高个女孩似乎也不甘落后，说：“叔叔，我教你捉小鸟。”

我一听，就说：“这个不可以，老鼠是敌人，小鸟是朋友，捉不得。”

女孩看我似乎没明白她的意思，很着急。那个男孩上来解围，拉起我就跑，不过在5000米的海拔，我显然跑不过他们。我们气喘吁吁地来到一个空羊圈里，男孩拿来一个铝盆，找了一根木棍，木棍拴上一条绳，支起盆子，盆子底下撒了一把饭粒。我乐了，这个把戏我半个世纪前就玩过了，还有用筛子扣小鸟的。

我说：“这个游戏不好，害小鸟。”

女孩急了：“叔叔，不是。”她一时也找不到合适的话跟我解释。

还是男孩机灵，他说：“哎呀，叔叔，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”

几只小鸟飞过来，一只跳到盆子边上，发现了里边的米粒，试探着往里进，我和孩子们都屏住了呼吸。

“咣当”一声，还没等小鸟进盆底下，一阵大风就把盆子刮倒，小鸟惊飞了。孩子们一阵叹息。

还是男孩有办法，他迅速跑过去，重新支起盆，在上边压了一块石头，这回风吹不翻了。

不一会儿，几只小鸟又飞来了，一蹦一跳地靠近盆子。远处传来一名妇女的喊声，小鸟忽地一下又飞了。

男孩和女孩给我解释说，捉小鸟并不是想伤害它，而是一种放飞愿望的游戏。把小鸟扣住，拿出来，在其头顶和爪子上抹一点酥油，然后在许愿人的头上也抹一点酥油，让小鸟站在他的头上，许个愿，再放飞小鸟。小鸟飞得越远、越高，愿望和理想也就飞得越远、越高……

孩子们在玩“捉小鸟”，是一种“有惊无险”的游戏，捉到小鸟，举行放飞仪式，寓意让理想高飞。

一座小小的村庄，让我看到了国家的未来

在一个海拔4850米的小村庄一住8天，没动地方，这在我过去四十多次进藏经历中是从来没有过的。到告别的那一天，当驻村工作队长索朗央平给我戴上哈达的时候，我内心涌出的不是迅速逃离，而是恋恋不舍。

我在吉汝村最后一天的早晨8点，尼玛次仁给我发来短信：“今天还跟我放羊吗？”我回了一个字：“跟。”

搞错了吧，8点放羊？是不是太晚了？不晚，因为这里7:52才出太阳。

不一会儿，巴桑次仁又给我来了短信：“9点出发，给我爸去放牛，你还去不去了？”我有点心虚（恐怕时间不够用了），回复他：“等下。”

请我和他一起去山上放牛的巴桑次仁，是西藏大学理学院数学系大三学生，他的妹妹旦增白珍是西藏农牧学院学生。本来我是计划和他们兄妹出去一天的，连干粮都准备了，因为县里接我的车来了，不能不走了，这俩孩子一定认为我是退缩了，至今都感觉对不起他们。此前，两次在村里碰到巴桑次仁，他都远远过来和我打招呼。我心里默默地说，巴桑次仁，我欠你一个承诺。

要和孩子们一起上山放牧的想法，缘于我的入户采访，此刻正值暑假，学生们都回村了。走访了十余户人家，我突然发现，这座小小的村庄，居然有在校大学生18人，算上近几年往届毕业生参加工作的，达30余人。中央财经大学、中央民族大学、北京邮电大学、中南大学、西藏大学、西藏农牧学院等名牌大学，都不乏吉汝村的考生。

在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专业的学生尼玛次仁家里，和他面对面谈话的时候，我感觉年仅21岁、开学就是大四学生的他，远比实际年龄要成熟。与很多藏族孩子的成才之路不同，尼玛次仁走的不是内地藏族班这条路，因为升初中的时候，他数学差2分没考上藏族班，这改变了他的求学轨迹，他发誓要在西藏考入名牌大学——他是当年日喀则市考进北京名校的前三甲。

我问到尼玛次仁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：“在学校有没有什么不方便，比如被歧视？”尼玛次仁不假思索，立刻说：“没有。”

他反倒给我举了一个例子：“‘尼玛’在网络语言里是骂人的话，我的同班同学都不叫我尼玛，而叫我次仁，其实我不在意叫什么，但充分说明同学们对我的尊重。”